一、序言

6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认为经济成长会带动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在这一观念下,城市方面的很多问题被认为是经济成长中不可避免的次要现象。然而,进入80年代以后,随着这些国家的经济成长减缓或停滞,失业加剧,许多城市的市区开始萧条而郊区继续扩张,由此产生了新的社会性冲突和社会紧张关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城市社会学者、城市地理学者开始广泛地研究城市问题,并试图从政治、经济的社会总体脉络的角度,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城市和城市问题的特征进行新的阐述。本文着重介绍70年代末以来在英、美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研究及其理论动向,并对上述的城市理论问题进行简略的评述。　　

二、城市理论的一般特点

理论的作用是系统地论述抽象概念之间的关系,帮助人们理解特定现象,进而预测将来可能要出现的种种情况,因此,推动理论研究的发展也就成了学术研究的目的。一个学术领域的发展只有在通过经验的探索和以逻辑化、系统化的理论及形式传播时才被肯定,城市理论也不例外。城市研究方面的不同理论,虽然有时在很多方面论述的内容相近,但是由于它们的理论假说不同,所以对同一对象说明的方法就不同,其理论观点也就不容易统一。属于社会科学范畴的城市研究理论中有一些争议点,其中代表性的问题是:是价值中立(valueneutral)还是价值介入(valuerelevance)。马克思·韦伯(MaxWeber)的价值中立观被介绍到社会科学之后,学者们在价值中立和价值介入之间不断进行争论,城市研究中的典型例子就是在美国芝加哥学派的生态学研究和与之相反的政治经济学研究间的争论。生态学的研究是把城市看作自然现象中的一个形态,采取价值中立的立场;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则从为了社会平等的价值介入的立场对城市进行分析。价值中立的立场大致上是把产生城市社会现象的最终原因归结到个人行为,也就是个人主义;而价值介入的立场同结构主义的立场一样,把社会问题的产生原因归结到社会结构方面。在社会科学中,个人与结构之间的关系如同哲学上主观与客观的关系,有着无休止的争论。所以,越是这种本质性的问题,越需要结合具体现象或者实践来研究其逻辑关系。为了论述的逻辑性,理论往往只采取一方面的立场,而不是两者之间合理的结合,理论争论的特点是它并不具有实际性或实践性,而是围绕形式或者高度抽象化的概念来进行的。因此,如果只注重理论的表面逻辑形式,研究就失去了意义,我们在理论研究工作中必须突破这种理论局限性。　　

三、西方城市理论的发展和分化

（一） 古典城市理论：芝加哥学派

一百年来，城市化从西方蔓延到东方，以汽车、喷气客机、计算机和互联网等为代表的一系列的技术革命也在深刻影响和改变城市空间和城市过程，本文所参考文献是西方学者对这一过程最有代表性的思考和分析的记录。最早的代表是德国社会学家西美尔，令社会学家印象深刻的是都市生活在节奏、频率和人际交往空间范围诸方面与乡村生活大为不同，其影响及于人的感知、心理和行为，从而导致迥异于乡村人格的都市人格。他的“都市及精神生活”一文，被公认是开都市研究先河之作。

第一个成学派的城市理论是芝加哥学派，如代表人物帕克、伯吉斯和沃思。他们关注城市成长的机制及其社会后果，由此提出了第一个城市研究范式“人类生态学”和城市动力学，并概括出城市独特的生活方式，这些都成为芝加哥学者的经典贡献，永久地影响城市研究的后来者。沃思对都市人行为方式的研究，没有偏离西美尔的道路。但沃思的工作仍然堪称经典，他对城市社会学的主要贡献是给都市生活下了一个意义丰富的和逻辑一致的社会学定义。Urbanism as s Way of Life一文的核心概念是“Urbanism”，沃思完全以城市人群的特征（人口规模、人口密度和社群异质性）来界定“Urbanism”并从中引出都市人人格特征行为特征和互动方式的发现，这是典范的社会学分析进路。

帕克的“人类生态学”是城市研究最早的生物学范式，但此范式并非完全类比生物学和有机体，而是由生态-空间-文化构成的复合分析，是包含社群互动与意义生产的“人类生态学”而非简单适应环境的自然生态学，其方法中自觉的空间意识和空间分析构成为城市研究中最深厚的传统之一。“城市的生长”一文，集中了伯吉斯城市形态学和动力学的洞见：即使没有正规的规划，城市形态也具有它自身的生长逻辑。

　（二）：芒福德和雅各布：人文主义城市理论

美国学者芒福德在城市研究上成就斐然，本问参考他的“城市是什么？”一文，在芒福德看来，城市就是一个剧场，一个舞台，这包含芒福德的一个极重要的城市观：城市不只具有生产性、服务性的功能，同时也具有象征性、表达性功能。

在把城市视为具有丰富意义功能的立场上，雅各布与芒福德是一致的，她更把城市的意义功能发挥为人性成长的需要，“城市空间不应是单纯工程性的和只追求技术效率的，它更应成为人性成长，人际互动的空间，这种互动为城市环境注入了生活的血液”。基于这样的人文立场，雅各布置疑那些流行观点：如公园是好的和人口拥挤是坏的。她确实认为公园常常是不安全的，而拥挤的街坊人行道却是儿童玩耍最安全的场所。本文参考她的《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一书中的一个章节，“人行道的用处：安全”，该章节所要表达的是远比其标题更为普遍的思想：有助于人们频繁交往和活动的环境才会产生一切人所需要和向往的价值。雅各布的理论鼓舞了一切人文主义的城市规划和城市文化运动。

（三）：马克思主义传统城市理论：城市政治经济学

本文选的另一个重点是城市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针对古典城市生态学忽视政治和经济制度作用的缺点，二战以后发展起来的城市新分析中大多包含了社会的变量，如阶级、种族、性别等，并开始用全球化的视角进行观察。由于大部分的新思想源自马克思的传统，这些城市社会理论统称为城市政治经济学，列斐伏尔、戴维-哈维、卡斯特等人是主要代表。

列斐伏尔的工作代表了马克思传统在城市分析中的复兴。他最重要的贡献是提出“空间是一社会的产物”的理论。一直以来，人们关注的只是空间中事物的生产，现在要“转向空间本身的生产”，归根到底，“空间从来就不是空洞的：它总蕴涵着某种意义”。他被理所当然地称为城市批判和城市分析“空间转向”的先驱，和空间社会学的启发性源泉。

戴维-哈维是以一个地理学家的训练开始和进入城市研究的，这使他容易接受列斐伏尔的空间方法，运用空间方法也更加专业和自觉。本文参考他的“陷于各种争执的城市：社会过程和空间形式”，哈维将时空与城市过程的关系确定为一个辨证过程，一方面时间和空间塑造城市过程，另一方面，城市过程也在形塑城市空间和时间。哈维不相信所谓完美的空间设计能解决社会过程的问题，即便是设计得最好的能加强人们的社区归属和交往的环境，也是需要教化与道德维系的过程。仅有好的空间形态并不能创造社区。

卡斯特继承传统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冲突论和社会运动论来解释城市过程。但卡斯特相信，比较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生产过程而言，集体消费过程更适于成为城市过程的主导力量，集体消费概念也成为卡斯特以马克思主义分析框架重建城市社会学的核心范畴。因此资本与劳动的传统冲突让位于居民与地方政府的冲突。卡斯特最新的工作是对信息革命与人类社会关系的研究，他贡献了“网络社会”、“信息城市”等具有丰富理论解释力的新概念，成为城市理论的最新流行话语。

（四）：城市规划理论

在现代理性制度下，城市规划已经成为塑造和改变城市空间最有力的社会过程之一，卡斯特甚至将城市问题的范围等同于城市规划。本文参考若干讨论城市规划的重要文献。其一是建筑的现代主义运动之父柯布西埃的“今日的城市”一文，他代表了机器时代的巨大能量和效率，崇尚简约和严格几何学风格，把住宅视为“住人机器”，在花园中矗立成群摩天大楼是他的理想。今天他的理想已经是无处不在。无论是严格按此理念设计的巴西首都巴西利亚和印度的昌迪加尔，还是部分遵循此理念建造于世界各地城市中的空中花园（skyscraper parks）和日益升高的住宅街区，柯布西埃的确改变了全球城市的环境和景观。

怀特的“空间的设计”一文，关注空间品质与人类行为的关系，纽约市有许多的公园和广场，为什么有的热闹有的却无人光顾？怀特提出若干假设，并用电影手段拍下人们在纽约市使用公园和广场的实景，分析这些片子来检验他的假设，这项用电影纪实的研究持续了十六年之久，其最重要的发现是空间提供人们活动的多样可能性和方便与否等特征比整个空间的规模或它的形状更重要，换言之空间的社会品质比其物理品质更重要。

林奇的《城市意象》是城市设计的传世之作，本文参考的是该书第三章“城市意象及其元素”。林奇并非学院意义上的城市社会学家，但作为二十世纪城市设计的最具灵感的学者，他对城市空间与人类行为的关系有深刻的洞见。林奇试图理解人们是如何感知城市环境的，以及专业设计师可以怎样回应最深层的人类需要。林奇相信环境对人有教化作用，环境训练我们的眼睛，培育我们的趣味，塑造我们的经验方式。栩栩如生的城市意象不仅能给人带来心理的愉悦，它也能有力地激发人的行为和组织人的经验。如人人都感亲切和熟悉的有名有姓的环境，将成为大家共同的记忆和符号的源泉，人们因此而被联合起来并得以相互交流。再如道路作为意象的价值不只是充当地图来指示运动方向，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它应该能够充当一个基本的参考框架，个人能在其中活动，并将他的知识附加在框架上。这样，环境意象就好比是一种信念或一套社会习俗，是事实和可能性的组织者。反之，包含有错误的意象的环境会令人紧张、不安、失去方向感。因此好的城市设计应洞悉人们感知环境的方式，努力使城市元素的设计更具意象性，创造出令人感觉亲切、适意和从容的城市环境。

（五）：空间社会学

规划的艺术是空间的艺术。不仅如此，前面言及的几乎所有参考文选都包含着空间意识或空间方法。将社会因素与城市空间因素结合起来的“社会空间方法”（Sociospatial Perspective SSP）在笔者看来已经不只是诸多城市理论之一，而就是城市理论的学科视野和方法论基础。自古典时代以来，社会学家对城市的空间向度从来就有某种直觉和领悟，我们可以提到西美尔、帕克、沃思等人将城市看成异于传统村社的特殊生活空间所产生的特殊的城市文化的经典分析，已经触及城市空间与城市社会的关系问题。

西美尔由都市入手讨论现代性。都市高密度的刺激和高频率互动造成都市人特有的心理、体验结构和精神态度，人们工于计算，彼此交往用脑而非用心，态度漠然，与往昔村社的亲密的人际关系形成鲜明对比。主要的原因是都市人生活在一个为陌生人包围的世界中，若一如先前那样与每个遭遇的人都发生亲密而全面的关系，几乎是不可能的。西美尔以“都市与精神生活”的经典标题揭示了都市空间对都市人格的塑造及对都市人行为方式的影响。

沃思由都市性入手讨论都市文化，是都市的人口规模、人口密度和异质性导致了都市特有的生活方式，而区别于乡村生活方式。沃思并没有明确使用都市空间概念，但人口规模、密度和异质性等都是因都市的特定空间产生出的特征，所谓“身体距离最近而心的距离最远”的都市人写照，也是都市空间既紧凑又疏离的面相。

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生态学是以自然生态过程类比城市过程，为争夺有限资源发生的城市空间的扩张和分化过程，及相伴随的城市问题。这是一个结合三重面相的过程，生态过程（biotic），这是城市扩张分化的动力机制；空间面相（spatial）是此过程的表现：如同心圆状的不同都市区域带，以及居住隔离等；和生活方式（cultural），这进入到社会与文化分析：空间隔离形成不同社区面貌和生活形态，及不同的道德面貌。芝加哥学派已经尝试将生态的、空间的和文化的方法结合起来分析城市过程，虽然政治、经济等最重要的社会过程仍然落在他们的视野之外。

城市研究的社会空间方法的最重要的启发性灵感来自列斐伏尔，这并不是溢美之辞，卡斯特、哈维等社会学家都有中肯评价。列斐伏尔第一次提出要从关心空间中的生产转向空间的生产，从而将一个背景性概念变成一个实体范畴，并且服从社会生产的一般规律，使空间分析成为一个独立的城市研究范畴。把空间视为社会组织的一个要素，相信对空间的控制构成为日常生活中一种根本的和普遍的社会力量，这一观点归功于列斐伏尔。列斐伏尔启发城市研究深入城市空间变化背后的权力的作用和制度的力量。列斐伏尔对空间实践的界说包含丰富的互动论的洞见，这也启发空间方法的一种辨证观点：空间与行为也是一个双重的交互过程：空间影响行为，又是行为建构的结果，因为人们要改变空间以适应他们自身的各种需要。

以上的概述，最终指向发展一种空间社会学的诉求，将空间因素作为独立的分析因素引入城市研究，至少可在三个层面上应用空间方法：宏观层面，涉及空间位置、宏观社会过程与重要资源的关系（动员与资源的可及性），研究社会因素如何决定人们在城市中的空间位置（传统的居住隔离问题等），后者又如何影响人们对社会资源的获取和社会地位的获得；中观层面，涉及空间与人际互动的关系，研究空间如何影响人们的互动，人际关系，信息的获得和传播，团体的构成和其他社会联系的建立；微观层面，关乎空间与自我认同问题（认知地图与自我经验的组织模式）。空间如何塑造人格和心理，人们如何感受空间并据以认知外部世界，组织自己的有意义的经验而对世界作出反应。人们对环境的认知、感受和经验决定人们对环境的态度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参与构造对其生活空间的图景是人类行动的一个永久的维度。空间的主观意义向度。

（六）：全球化时代的城市理论

本文参考的最新文献多为与全球化时代有关的城市理论。何谓“全球化”，世界银行的定义是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体化：即世界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秩序所表现出的高度渗透、融合并最终形成为一个统一体的状态。这一定义的内在逻辑仍是现代性的，即以自由贸易为核心的民族国家的现代性扩张为全球的现代性。哈贝玛斯曾认为现代性是一个未完成的规划，那么现代性的全球化可否视为这一规划的完成？也有人根本反对这种现代性扩张的全球化定义，正是现代性的扩张，现在成了需要解决的问题。对自然界的征服和疆土的扩张，都分别遭到了一种令人可怕的终止——前者以导致诸如全球变暖之类的可能意味着人类的过早消亡的后果而中止，后者以耗竭地球表面而终止。两个规划都曾经是现代性的本质方面。这是现代性的这类规划将会遭到的报应。解决现代性的危机，是对由哥伦布开始的过程的最终废弃；从根本上说，全球时代意味着以全球性来取代现代性；至少在五个方面已经有了超越现代性种种假设的条件和要求：由全部人类活动造成的全球性的环境后果；由全球破坏性的武器导致的安全感的丧失；通讯系统的全球性；全球性经济现象的涌现；以及全球主义的反省性。无论对全球化如何定义或持何种态度，上述全球性的环境后果、全球性的安全关联、全球性的通讯系统和全球性的经济现象等确是逼我们作全球性反思的“全球性事实”。而这一切全球性对当代的城市形成怎样影响？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萨森教授努力回答这一问题，在本书选入的“新技术和全球化对城市的影响”一文中，萨森描述了全球化和信息技术如何创造了一个新的全球城市系统。多年前就有专家预言，信息技术将使空间变得无关紧要，从而使城市失去其重要性。但在萨森看来这一过程并未发生。纽约、东京和伦敦这样的全球城市，自信息革命以来其人口、财富、和权力却在增长，它们的地位和重要性不降反升。因为全球化固然使生产和销售更为分散，不受空间影响，却更需要一个复杂而高级的支持系统来处理遍及全球的分散而迅速变化的业务，这使资本、权力和影响力更日益集中于纽约、伦敦和东京。同时也分散于其他一些世界级城市，如墨西哥城，圣保罗，法兰克福，慕尼黑，悉尼等。

全球化时代，有城市发达，也就有城市衰退，现成的例子是，巴黎的权力和财富在增长，马赛则在衰落。萨森的解释是权力财富集中于一等的城市，可能就是从原来次等重要的城市丧失的。不过一种新的解释正在美国大出风头。美国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公共政策学院教授理查德-佛罗里达2000年以《创造性阶级的兴起》一书大大火了一把，该书夺得畅销书的榜首先，2002年获《华盛顿月刊》政治书籍奖，后再被《哈佛商业评论》评为2004年最具突破性观点之一。佛罗里达的问题是为什么有的城市欣欣向荣，蓬勃发展，而有的城市却毫无生气，没有发展，关键在于看城市有没有创造性阶级。创造性阶级最显著的特点是，其成员的工作是以“创造有意义的新形式”为能事。这个阶级的高层创造核心包括科学家与工程师，大学教授，诗人与小说家，艺术家，娱乐业创作家，演员，设计家，建筑师，以及现代社会的思想领袖，如非小说作家，编辑，文化人物，思想库研究者，分析家和其他的思想创造者等。这个创造力的高层核心成员创造出易于转化和有广泛用途的新形式与新设计，如设计出一个可以大量制造、销售与使用的新产品；或提出一个可运用于许多方面的原理和策略，或创作出可一再演奏的曲子等。什么样的城市可以吸引创造性阶级？第一，是那些可以提供丰富多彩生活方式的生活品质优越（high-amenity）的城市，它们可以吸引追求某种生活方式的创造性人士如音乐家、画家、技术人才等前来生活，然后发展职业。第二，城市的多样性本身吸引人。一个拥有不同的族群、年龄、性取向和另类表现方式的多样性的社区就是一个信号：这是一个对外人开放的地方。第三，可靠性是生活品质优越和城市令人愉悦的一个重要元素。可靠性来源于社区的诸多方面，如历史建筑、有年头的街坊、音乐氛围或文化特质等。音乐是使一个地方显得真实可靠的关键因素，如芝加哥的爵士就是这个城市给人可信的因素。能吸引创造性阶级的城市因获得高创造价值的社会资本而得以繁荣，而那些没有吸引力的城市则日益衰败。今天，创造性阶级流向并集中于像奥斯汀、旧金山甚至芝加哥等这样的城市。而工人阶级则大量集中于老的工业城市如匹兹堡和底特律等。佛罗里达还发明了一套测量城市创造性的量表，并据以列出美国最具创造性的十大城市，旧金山高居榜首，第二至第十名分别是奥斯汀、圣地亚哥、波士顿、西雅图、Chapel Hill、休斯顿、华盛顿、纽约、达拉斯和明尼波利斯。

（七）：明日的城市

几乎所有的城市教材都以“明日的城市”作为最后一章的标题，但很少理论家和规划家只是视之为未来的理念，而非今日的规划。规划就是联结未来时和现在时的进行时。上世纪英国城市规划家霍华德的“明日的田园城市”虽被标以乌托邦，但他何时不在努力以赴地实现他的计划？柯布西埃的规划理念被收在标以《明日的城市和规划》的书中，他又何尝不时时强调他要构建的正是“当代的城市”？另一方面今日的城市规划，不也很少不包含对现代性规划的超越和对更好城市的想象？无论如何，环境、资源、风险、信息和经济的全球性事实加强的空间上的利益相关，也引出时间上（世代永续）的利益攸关。如果说有一个当代人共同最向往的“明日的城市”，则非“可持续发展和适于人居的城市”莫属。一位年轻的城市研究者和规划家斯蒂芬-韦勒在他的论文“规划可持续和适合人居的城市”中，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有助于人类长期健康和生态系统改善的发展”，这是一种长时段的智慧，是20年、50年、10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发展，而非最大化当前利益而损害未来福利的年度发展。可持续性城市规划需要综合的和多学科的方法，将生物学家、交通规划家、农学家、经济学家和其他学科专家的识见汇合起来，需要将土地使用、交通、住房、社区发展、经济发展、和环境规划结合在一起通盘考虑。韦勒勾画了可持续城市发展应遵循的若干方向，如紧凑而有效的土地使用，更少的汽车，更有效的资源使用，可恢复的自然系统，优良的住房，健康的社会生态，和可持续的经济等。

今天，可持续的和适于人居的城市不只是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意义上的，而且也包含人文资源和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和适于居住的标准。它是自然尺度和人的尺度的综合尺度，它具有多维的向度。它是一合意的空间尺度。超过人的生理和心理容量限度的建成环境会让人感到疏离、压抑和紧张，人文尺度的空间是视力可及的、举手可触的、投足可至的令人感到“亲切的”空间，如从社区的任何一处步行不足五分钟便可抵达的公园是有人文性的空间，因为它容易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世界的一部分。它是一社会尺度，确切说是一最大限度减少因人们的收入、权力和声望等差异带来的社会不平等之程度的社会尺度。城市是人民的，它应充分表达平民性、共享性的理念，而不应强化等级、特权和社会分层。因此它也是一种正义尺度，因为环境之为公共品，乃是由纳税人的公币支持的公共福利，理应服务于全体市民而非城市的一小部分人群。追求奢华、措置铺张绝非时下人们最乐于标榜的“以人为本”。它是一种功能尺度，它必须是功能性的，也就是说，它必须为大众的需要着想，具备满足基本需求的良好功能。它首要的不是一种景观，而是一种服务，而且符合“安全、适合与便利”的宗旨。市容的美观只在方便人们的生活的尺度内才是可取的，牺牲功能性的市容美是矫情的，是华而不实的政绩工程，是城市平民消受不起的奢侈品。它是一种象征尺度。城市不仅是人们组织其生活的空间，而且还是富有意义的感性环境。人们将某种意义和特定感情联系到各种场所。“家”这一词的意义不只限于你住的公寓或别墅，它也指示着你住的街区，你的邻里，或你特定的居住空间所坐落的都市的一个地段。与你的房子联系在一起的舒适、安全和熟悉的感觉，也会附着在你家的周围的环境上，如果它也是安全的、清洁的和悦目的话。它无疑是一生态尺度，清洁河流，清新空气，绿化环境，当然是生态尺度；但市区的河流是不是成为一条条水泥峡谷？公众的自然是不是被劫持为私家风景？你有多少机会熟悉你社区的邻居？你会不会老是独自打保龄球？这些问题自然生态学是无从置喙的。普特南忧虑美国社区的社会交往网络正在日益稀疏，他渴望的不正是由积极的公民生活营造的合意的社会生态吗？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连成一气的城市是人真正所欲的，才是今日的都市人“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明日城市”。将近一个世纪前，芝加哥的学者们以“城市生态学”拉开了西方城市研究的序幕。一个世纪后，新一代的城市学者们仍在谈论“城市生态学”，这不是巧合或轮回，而是在大不同的时空中讲述大不同的问题了。毕竟一百年！

四、结论

西方主导城市研究的城市地理学和城市社会学很久以来都是从经济学(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和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理论中选择并采用一部分方法论。但近来它与社会科学主流相结合的研究十分活跃,其中特别是新马克思主义和新韦伯主义给城市研究者开放了更广泛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门户。因此,城市研究者和其他社会科学研究学者之间进行了大量概念上的交流,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核心争论问题更加迅速地被城市研究所吸收。在这种过程中,城市社会学、城市地理学等城市研究领域和社会科学其他各领域之间的界限逐渐减少。城市理论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现象是存在许多有争议的观点,如新韦伯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国家理论,虽然它们有不同的哲学基础和有本质区别的研究方法,但它们很可能被人为地结合在一起。并且,由于各种研究方法对共同问题的集中研究,又使它们之间得以相互补充。今后的城市研究,对贯穿不同理论基础的核心问题的关心,将会取得更大的进展。目前人们最关心的就是“结构”(structure)和“作用因子”(agency)的关系问题。许多研究者避免像结构决定主义和单纯的自由意志论的极端论调,力求寻找一种新的研究方法。这些问题不仅在行为主义、新马克思主义、新韦伯主义之间,也在它们内部出现了一些争论,人文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对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